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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锡鸿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他都做了什么事情

发布时间:2020-12-24 19:14:17 阅读: 来源:手动阀厂家

刘锡鸿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 他都做了什么事情

刘锡鸿(?-1891), 原名刘锡仁,字云生,广东省番禺县捕属人。

社会贡献

郭刘之争

郭嵩焘与刘锡鸿的斗争,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,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,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“小报告”,列出种种“罪状”。清政府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,于1877年4月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。刘与郭同为公使,使刘气焰更高,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,甚至达到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的程度。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,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。刘锡鸿认为“即令冻死,亦不当披”。

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,当巴西国王入场时,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。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,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,因为“堂堂天朝,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”!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,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,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,大不应该。认为这都是“汉奸”行为。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,向英国人妥协等等。由于朝中有人支持,刘更是接连上奏朝廷,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,诬陷郭嵩焘。对刘的陷害,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,竭力为自己辩诬,退意渐浓,多次上奏要求调回国内。

对郭刘之争,李鸿章当然支持郭嵩焘。1877年11月初,李鸿章致书郭嵩焘,密告朝廷将以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,要郭不要称病乞退,同时劝郭千万不要公开与刘决裂,让外人见笑。由于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渐次开展,一时人才奇缺,于1878年2月底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。然而,刘锡鸿等人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,于5月6日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,洋洋数千言,大到造谣说郭嵩焘总“向英人诋毁时政,谓中国将作印度,或被吞并于英俄”,小到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、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。其用心之刻毒、言辞之激烈严峻,超过以往。

这些“罪状”,总理衙门无法核查,不能全信,又不敢不信,左右为难;同时,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,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,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。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。

但是,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,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,他的免刘保郭之论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,只能暂时维持郭、刘现状。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,满城风雨,无法调和。在郭、刘二人“内耗”日甚一日、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,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,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。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回后,又专门在7月10日致信总理衙门再“论郭刘二使”,强调“惟英使一席,关系綦重,名位既须相称,才望亦要兼优。

筠仙尚为英人所推许,颇难为继”,所以挑选继任者一定要慎之又慎。一方面是为总理衙门选人建言,另一方面也是为郭嵩焘美言,间接反对将其治罪。同时,他在这封信中还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“职任名望俱卑”,并指刘在德“不甚见礼于当路”,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。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:现在可“暂留”,但“将来似宜撤换”。

1878年8月,清廷下令将郭、刘二人同时调回,本来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,后在李鸿章、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。

1878年8月25日,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、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,由曾纪泽、李凤苞分别继任。

反对洋务

刘锡鸿终其一生,都固守着“用夏变夷”的决心和希望,华夷观念一直存在于他头脑中无法改变。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固的封建卫道士。他坚持认为发展商业是“舍本逐末”之举,认为“官中多一商贾,即国多一蠢,民多一贼。岂政令不讲,民生不恤,而惟船炮机器之是恃,遂足治天下邪? ”,他也反对机器的使用,认为“一意讲求杂技,使趋利之舟车,杀人之火器,争多竞巧,以为富强,邃谓为有用之实学哉?”

在洋务问题上,他持反对观点: “如必欲用机器以壮军心,可令教操洋人代为购办,不必开局自制”,因为“募人学习机器,辗转相教,机器必满天下。其以此与官军对垒者,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。”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亲自去镇压过农民起义,对此有切身经验,想维护封建统治。“故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,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。”他的论调与那些高唱“以忠义为甲宵,礼仪为干格”的保守派等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他还认为近代科学是“余为之辨曰: 彼之实学,皆杂技之小者,甚至不惜颠倒黑白和是非,批评英语中“父亲的花园”则曰“花园的父亲”令人哭笑不得。

他做出的最突出的事莫过于他反对修建火车,即使在出洋之后他的思想也没有改变,认为“此非治国正轨,恐非可恃”,在他晚年时更是以一篇洋洋七千言的《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》轰动了朝廷,他凭自己曾“奉使西洋”,作为一名火车的亲历者说: “火车实西洋利器,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。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,无利者八,有害者九”,,表现得十分固执。他那富有“说服力”的反驳果然对统治者施加了巨大影响,中国修筑铁路的实践被延迟了数年,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因此停滞。

思想主张

刘锡鸿留有一枚刻有“儒侠”二字的印章,代表了他一生“以儒家思想解救乱世”的志向。

平心而论,他反对修铁路的理由中也是有可借鉴的地方的,如他指出铁路的修建有可能会便于外国列强控制中国,丧失主权,借款修铁路亦然。“囊者英法构衅,屡获逞于海隅。然而未敢深人者,即以道途阻修,运炮运粮两皆易窒之故。今奈何自失其险以延敌哉?’顺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他的这一担忧。

刘锡鸿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,也有值得借鉴、深思的地方,如吏治,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,对晚清吏治的黑暗现状感到痛心疾首,他提出“故今日之事,为吏者当以顺治是诸辅臣为法,代幼主以遵成宪,毋忘综核名实之严,然后国威可以复振,非然者筋脉日益弛缓,寸步将必难移,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。”“见上所为赏罚者一皆不拘情面,不关毁誉,不杂恩怨,不任素性,爱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荣去辱只此化恶善一途。”想复兴孟子的重视教化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。

他甚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。如裁撤冗员,以礼驭吏等,“择枢臣之忠清刚正者,省去别项差使,专核吏、兵、刑三部议处事件,而治其询纵滥保之失”,从而使得“是非悉当默险能明,人人有所惩劝以效其才能,亦人人无可干求以养廉耻,则牧民驭兵两大政自然日有起色”。儒家思想已经扎根于他的灵魂中,程朱理学的影响已深人其骨髓。

他又指出了人民素质与国家富强的关系: “英之众庶,强半勤谨,不自懈废; 商贾周于四海,而百工竭作,亦足繁生其物,以供憋迁之需; 国之致富,盖本于此。非然者,火车轮船即能致远,而可贩之货国中无从造而成之,金币究何如人哉? ”

除此之外,他也是提出民间开矿设想的第一人。

《英貂私记》是他出使英国时写的日记。不过,若细读《英招私记》,人们会发现到了英国之后,刘锡鸿的思想也起了一些变化。

例如,他称赞君主立宪制“无闲官,无游民,无上下隔阂之情,无残暴不仁之政,无虚文相应之事”。

通过与马格里、博郎、井上馨等外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交锋,他也打开了一些眼界。通过与博郎的辩论,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反对船舰的看法:“事理无穷,因乎时势。如人之一身,疾病未起,则补养元气,自可退外邪,此一理也;疾病一起,不先祛外邪,而惟言补养,则其病终不可廖,此又一理也”。但是,他担忧的是内忧而忽视外患,这也是他的不足之处。

更重要的是,他对领事裁判权提出了质疑: “倘照理藩院刑法,参酌变通,以圈禁代流徒,以罚款代答杖,定为专例,以治外国寄居商民,亦未尝不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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